端午节忌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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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端午”之名，很早就出现了。晋代周处《风土记》里说：“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，俗重此日，与夏至同”。“端”是“正”的意思，指夏至（夏至日是一年中白日最长，黑夜最短的一天。每年的夏至日时间为６月２１日或２２日，正是农历端午的前后不久的日子），“午”是一天中阳气最盛的时辰，因此端午的意思就是“正午”，是一年中接近夏正而阳气最盛的日子。

　　将农历五月初五视为“恶日”，至少是秦汉六朝时的习俗。这大概是因为五月时已近夏正，各种毒虫开始进入活跃期，因此瘴疠丛生，古人不大适应，因而对于五月心生恐惧，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，重日（月份和日期相同的特殊日子，如五月初五，七月初七，九月初九等）又具有较特殊的意义，因此在汉代，五月初五尤被视为大凶的“恶日”。

　　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记载五月初五的风俗时说：“五月五日，以五彩丝系臂，名长命缕，一名续命缕，一名避兵缯，一名五色缕，一名朱索，避兵及鬼，命人不病瘟”。这种五彩丝线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“游光”：“题曰游光。游光，厉鬼也。知其名者无瘟疫。五彩，避五兵也”。《续汉书.礼仪志》还记载当时人们以这种五彩丝缯装饰门户以避鬼祛邪：“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，以难止恶气”。

　　晋代葛洪撰《西京杂记》中有《身毒国宝镜》篇，载汉宣帝初生时，其祖父卫太子刘据与祖母史良娣赠给他一面身毒国（今之印度）出产的小铜镜，传说具有可以照见鬼魅魂魄的神奇力量，因此用来给宣帝避邪祛灾，这面宝镜以五彩丝线穿系后缚在宣帝的腕上，可见当时习俗如此。

　　汉人秉承了楚人好巫尚鬼的习俗，与五月这样的“恶月”尤其忌讳，而对于“恶月”里至恶之至的“恶日”五月初五，更是避之唯恐不及，有许多的禁忌。应劭《风俗通义》里就颇记载了一些这方面的禁忌，例如：避免在五月赴任到官：“俗云五月到官，至免不迁”；五月不能盖房：“五月盖房，令人头秃”。

　　忌讳得最厉害的，是忌讳在五月五日这个“恶月恶日”所生的孩子：“俗说，五月五日生子，男害父，女害母”。东汉王充也在其《论衡》中说：“讳正月，五月子。以为正月，五月子杀父与母，不得已举之，父母祸死”。他还用当时流行的阴阳学说进行分析说：“实说，世俗讳之亦有缘也。夫正月岁始，五月盛阳。子以生，精炽热烈，厌胜父母。父母不堪，将受其患，传相仿效，莫谓不然。有空讳之言，无实凶之效，世俗惑之，误非之甚也”（《论衡。四讳》）。

　　东晋末年刘裕手下的大将王镇恶就是五月五日出生的。史书上说因为他出生于恶日，因此父母担心会被他所害，因此不想生养他，但祖父王猛（就是辅佐前秦苻坚的那位一代名臣王猛）却认为这个孩子不错，还举战国时四大公子之一的齐国相国孟尝君田文为例，说孟尝君也是恶日出生的，但不但未给家里带来灾祸，后来还贵为齐国的相国。这样才把这个孩子留了下来并取名为“镇恶”，以启求吉利，避灾祛恶。

　　又如北齐武成帝之子高绰也是五月初五日所生。《北史.齐南阳王绰传》里说，他性格怪异残忍，常纵犬噬人，并使人裸卧浴斛之中，然后放入毒蝎子，以听人被毒蝎蜇刺的惨叫声为乐，后来被杀，在佛寺中停棺，奇怪的是“经四百余日用度大敛，颜色毛发皆如生”，过了一年多尸体仍然不腐坏。对此当时的人们将之归结为他那神奇的出生日期：“五月五日生者，脑不坏”。

　　至南北朝时，除继续象汉人那样佩带避兵缯以外，还发展出采艾叶悬于门户及饮菖蒲酒的习俗。梁人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五月五日“采艾以为人形，悬于门户上，以禳毒气”，当时采艾，除扎成人行外，也可扎成虎形，既可悬于门户又可剪彩成虎形，然后上粘艾叶随身佩带，但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一定要在鸡未鸣时收集艾叶，否则禳毒的效果就会大减。当时人们还有饮菖蒲酒以祛毒的习惯。

　　然而到了隋唐时，端午这一恶日，却突然变得风雅美好起来。唐人张建树在《竞渡歌》中写道：“五月五日天晴朗，杨花绕江啼晓莺。使君未出郡斋外，江上早闻齐和声”。已经变成一个风和日丽，众人游娱的好日子，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，哪里还有秦汉六朝时那种阴郁凄惨的样子？